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现代产业体系与消费的视角

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现代产业体系与消费的视角

　　徐鹏杰  杨宏力 韦倩      

        [摘要] 共同富裕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标，本文在量化测度共同富裕的基础上，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供给和需求两端入手，利用2009～2019年我国2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进一步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对比分析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的路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可以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全面促进消费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主要依靠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网络信息化建设和城市化发展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外资引进和金融业规模扩张则总体上表现为负向影响。据此，应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多措并举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增强消费意愿，大力推动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发展，引导外来资本和金融资本合理布局。

　　[关键词]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共同富裕；经济增长；空间计量

　　[作者] 徐鹏杰，教授，博士研究生，硕士生导师，聊城大学商学院，山东聊城 252000

　　杨宏力，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聊城大学商学院，山东聊城  252000

　　韦 倩，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000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见共同富裕是我国经济发展要实现的核心目标；与此同时，总书记还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表明走高质量发展路线是我国经济发展要遵循的核心路径。那么，从目标与路径的一致性看，要实现“到2035年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就必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有机统一。那么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看，我国在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侧都有明显的政策着力点，即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现代化和升级发展，通过扩大国内消费夯实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需求基础。综上可知，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关乎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和中长期远景目标的宏观战略构想，就有必要首先厘清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对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理论影响机制和实际作用效果。

　　学术界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有不少成果出现，普遍认为共同富裕作为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重要发展战略目标[1]，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2]，也是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征[3]，而要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逐步实现就必须坚持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4-5]。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有机融合，也有必要全面地从经济发展的供需两侧展开研究。在经济发展的供给侧也就是产业端，不少研究表明加快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当成为围绕共同富裕目标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6]，而从我国发展的历史实践看坚持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确在摆脱贫困、迈向共同富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欠发达地区还可以通过承接先富地区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进而推动共同富裕[8]。从产业结构和具体产业发展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转型[9]、制造业集聚[10]、金融业改革[11]等都可以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夯实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从经济发展的需求侧也就是消费端，有理论研究认为共享消费发展成果与实现共同富裕历史使命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12]，而消费水平的不平等会通过人力资本中介作用于收入差距，还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有必要注重引导消费以防范收入差距扩大[13-14]，部分实证研究还表明扩大消费对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产生了积极效果从而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15-16]；当然也有研究认为消费的增加会扩大收入差距从而不利于共同富裕[17]。此外，还有不少其他因素也会对共同富裕产生直接影响，如构建现代财税制度[18]、新型城镇化[19]、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基础设施建设[21]、人口流动[22]等。

　　综上所述，过往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讨论已经比较丰富，关于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也有部分成果出现，但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在研究视角层面，当前对共同富裕问题的探讨更多的局限在理论维度，对共同富裕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还不多见；（2）在共同富裕实现机制的实证研究中，仅有部分文献从产业或消费视角探讨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少有文献深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供需两侧展开分析，也缺乏直接针对共同富裕问题的量化研究；（3）在数据和方法层面，基于城市面板数据对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尚未见报道，尤其缺乏考虑空间相关性条件下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尝试对过往研究进行补充和改进：（1）基于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对共同富裕进行量化界定，测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各地共同富裕发展水平；（2）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供给和需求两侧入手，把握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两个关键要义，量化分析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3）使用我国2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在数据使用和回归方法层面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对推动共同富裕逐步实现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1. 共同富裕的界定与量化测度

　　要量化测度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首先必须明确共同富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外延。从基本概念上看，共同富裕包括了“富裕”和“共同”两个关键要义，“富裕”的基本含义是收入水平提高，“共同”则意味着收入差距缩小，那么共同富裕的基本概念就可以界定为“人民收入在持续增长的同时差距不断缩小”。除了这一基本概念之外，要更好地理解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还有必要对其理论外延进行阐述。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对此王若磊（2021）总结指出，共同富裕作为目标能够提供相对公平、差异较小的实质性福祉，如就业、教育、医疗、健康等方面的基本福利，以此建立起一个人与人起点相对公平的实质平等社会[23]。李军鹏（2021）进一步明确指出全面富裕是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特征，全面富裕则包括了生活丰裕、生态优美、社会和谐、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四个主要维度[24]。那么，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和过往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进一步将共同富裕界定为“人民收入提高且差距缩小、公共服务逐步完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文体事业不断繁荣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

　　从上述概念中，可以总结出“收入水平共同提高”“公共服务共同发展”“生态环境共同改善”“文体事业共同繁荣”四个关键词，基于上述四个维度并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9个三级指标对我国207个城市2009-2019年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指标均以发展最高的城市作为前沿面进行了相对化处理，从而更好地体系了“共同”发展的含义，而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其富裕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可以较好地代表各阶段我国“富裕”程度前沿发展状态，因此这种指标处理方式较好地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最后，本文使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了客观赋权，避免了传统赋权方法的主观性问题。从测算结果看，样本城市2019年共同富裕发展的平均得分为0.511而2009年为0.427，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国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

　　表1 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 解释变量选取

　　在对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进行测算之后，还需对相关解释变量进行设定和量化。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包括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全面促进消费：

　　①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宏观理论层面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有几个关键，其中产业结构升级[25]、高端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26]、实体经济活力增强[27]等特征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分别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反映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型的总体水平，使用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制造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总比重反映现代高端产业的发展状况，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本利润率反映实体产业的发展活力。最后在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的基础上，使用熵值法对三个指标进行赋权，以其加权和衡量各地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水平。

　　②全面促进消费。从理论层面看，促进消费即可以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28]，也可以指消费倾向的提高[29]，而要全面促进消费就必然即要提高居民的绝对消费水平，也要合理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激发更大的内需潜力，因此本文将这两个方面均纳入实证研究范畴。基于数据可得性，使用居民人均不变价消费支出的对数表示消费规模，使用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表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

　　在主要解释变量之外，根据文献综述中所提到的其他影响因素并进一步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根据过往研究常用的衡量方法设定了若干可能影响共同富裕的控制变量：①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使用城市道路铺装面积与总人口之比的对数值表示。②信息化建设水平，使用互联网接入用户数与总人口之比表示。③政府财政能力，使用地方财政总收入与总支出之比，即财政自给度表示。④对外开放水平，使用利用外资总额与总人口之比的对数值表示。⑤金融发展水平，使用商业银行存款余额与地区GDP之比表示。⑥城市化率，使用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过往许多实证研究显示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本文的实证研究也有必要考察各地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对此首先对各地历年共同富裕变量的截面数据进行Morans’I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推动共同富裕空间相关性的Morans’I检验

　　从检验结果可见，历年各地共同富裕发展水平都表现出了很强的空间相关性，为此本文选择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同时测算结果显示历年共同富裕的发展趋势较为平稳，其变化可能存在时间惯性，因此选择构建动态面板模型，综合起来本文将构建如下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等因素对我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

　　其中，i表示样本城市，t表示时间，ε为随机干扰项。CPRit表示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CPRi(t-1)表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用以反映共同富裕发展的连续性。用以考察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其中W为相邻空间权重矩阵，即两城市地理相邻记为1，否则记为0。MISit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LnCON-Lit、CON-Rit分别表示全面促进消费的两个维度，即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为反映上述关键变量对推进共同富裕的间接影响，模型中设置了交叉项MIDit×LnCON-Lit、MIDit×CON-Rit，分别表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消费规模效应和消费倾向效应。LnROAit、PITit、FINit、LnOUPit、FALit、URBit为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水平、财政能力、对外开放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Ln表示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我国207个城市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与房地产数据库、EPS数据库、CEIC数据库、WIND数据库和部分省市统计年鉴，表3为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分析

　　1.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基于上述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等因素对我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1只考察了核心解释变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的直接影响，模型2则同时考虑其间接影响，模型3进一步考虑了相关控制变量的影响。从检验结果看，各模型均表现出Log likelihood很大而AIC与SC指标很小的特征，说明模型设定总体比较合理；空间相关性系数均高度显著为正，且全局Morans’I检验结果同样显著为正，表明从总体上看各地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确实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Adj-R2较高说明所选取的变量较好的反映了影响共同富裕的主要影响因素；Sargan检验中P值均大于0.1表明工具变量选择较为合理，因此总的来看模型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健。从三个模型检验结果的对比看，模型3的Log likelihood和Adj-R2值均明显高于模型1和模型2，表明考虑了最多影响因素的模型3回归结果最为可信，因此我们也主要参照M3的回归结果展开分析。

　　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看，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CPR(-1)高度显著为正，表明各地共同富裕发展具有较强的时间连续性，上一年度共同富裕水平会对本期共同富裕进展产生显著影响，这意味着推进共同富裕是一个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过程。变量MIS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渠道，通过供给端的升级发展，一方面可以提高产业效益促进相关劳动者群体工资上升，这在带动广大群体收入更快增长的同时也有助于宏观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另一方面现代产业体系的不断形成有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财税收入增加，这为公共服务、文化体育、生态文明等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对于低收入欠发达和农村地区而言，由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建设资金的增加可以在上述领域形成更明显的边际收益，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及城镇地区的发展差距，这也为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奠定了更好基础。

　　从反映全面促进消费相关变量的回归结果看，LnCON-L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而CON-R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促进消费对推进共同富裕的支撑作用主要表现的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层面。消费总量扩张对推进共同富裕影响不大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消费水平必然随之水涨船高，但如果消费总量的增长不能赶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导致供需两端增长不平衡制约经济内生循环，将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削弱了推进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二是居民人均消费指标的增长不能明确指示消费增长的来源，如果这种增长主要来源于富裕地区、城镇地区，则可能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进一步分化，扩大不同地区共同富裕发展动力的差距，不利于全国层面共同富裕发展。相比之下，提高消费倾向能有效助力共同富裕则主要是由于在城镇居民平均和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农村、高收入地区低于低收入地区、高收入群体低于低收入群体的情况下，居民总体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意味着更多社会收入被分配给农村居民、低收入地区居民，这也就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区域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因此能有效推进共同富裕。

　　从两个交叉项的回归结果看，MIS×LnCON-L和MIS×CON-R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意味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全面促进消费之间能够产生联动关系并对共同富裕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尤其是消费升级发展可以倒逼相关企业转型升级以匹配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这必然有助于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共同富裕发展。另一方面，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可以增加我国市场供应所缺少的高端商品和服务，从而刺激消费扩张和消费倾向提高，由于消费倾向的提高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因此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消费倾向效应可以推动共同富裕进步。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变量LnROA、PIT和URB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这意味着不论是传统的交通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互联网等新型“软件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其都是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和民生福祉的必要保障，因此都能推动共同富裕发展；而城镇化作为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增加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供给的关键因素也在共同富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变量FIN不显著，意味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与共同富裕发展之间并不具有紧密的直接联系，其原因可能在于推进共同富裕作为中央的一项重要宏观决策，区际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是中央统筹全局发展的重要手段，落后地区可能因为获取了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而弥补了地方财力的不足，因此地方财政状况并未显著影响共同富裕稳步推进。变量LnOUP和FAL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经济对外开放和金融规模的扩张总体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其原因可能在于东南沿海富裕地区和城镇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具有天然的区位和产业优势，外资流入上述地区可能进一步加大其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从而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等行业快速扩张，也带动了金融业规模的迅速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了对工业服务业企业的信贷资金形成挤出，不利于普通劳动者收入更快提升，而房地产等资产的金融化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

　　表4 动态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基础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改变核心变量的量化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共同富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三大主要变量中，共同富裕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指标体系设定中已经较好地综合考虑了理论契合性、评价全面性和数据可得性，在现有的城市面板数据层面可改进的空间相对较小。而从全面促进消费层面看，分析消费情况的指标主要有三类，一是微观层面从消费者角度出发的居民收支调查数据；二是宏观层面从市场销售角度出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三是从统计核算层面基于支出法GDP数据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数据。其中，微观指标是本文现在采用的指标，核算指标则受制于城市层面支出法GDP核算数据缺失而无法使用，相比之下宏观角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则是观察全面促进消费的另一个可行指标。为此，本文使用基于CPI剔除通胀因素的不变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区总人口之比，即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值作为消费水平（LnCON-L）的检验变量，使用不变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区GDP之比反映地区宏观消费率作为消费倾向（CON-R）的检验变量。在模型设定和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本文再次进行回归的结果显示，主要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稳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提升宏观消费率仍然是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积极因素，这一结果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1]。

　　四、进一步的讨论

　　1. 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对比

　　基础模型从总体上展示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全面促进消费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但考虑到我国地域广、人口多、体量大，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因此相关变量对不同城市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易于产生异质性，那么推动各地共同富裕发展的政策侧重点必然也应有所不同，为此有必要对不同的城市进行分类对比分析。

　　为此，首先需要确定样本城市的分类标准。人均GDP或GNI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和年平均汇率换算，2019年人均GNI高于8万元人民币的经济体即大致属于高收入国家（地区），考虑到我国GDP和GNI差异较小，为此将2019年人均GDP高于8万元的城市界定为高收入城市。人均GDP在5-8万元之间的以经济实力、国内知名度、地区影响力较大的大中型城市为主，略高于5万元的水平仍有哈尔滨、石家庄、开封、咸阳等省会城市和区域重要城市，而人均GDP在5万元以下的则普遍是经济实力偏弱、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对较低的中小城市，为此我们将2019年人均GDP在5-8万元之间的城市界定为中等收入城市，将低于5万元的界定为低收入城市。根据上述标准，本文选用的207个样本城市中有59个属于高收入城市，65个属于中等收入城市，83个属于低收入城市。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分别对三组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由于样本分组后城市间的地理关系被割裂，不足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因此我们使用一步系统动态GMM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模型1为高收入城市回归结果、模型2为中等收入城市回归结果、模型3为低收入城市回归结果。

　　从变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MIS）的回归结果看，其在模型1中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都明显高于模型2，在模型3中甚至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主要促进了高收入城市向共同富裕前沿面城市更快靠近，对中等收入城市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对低收入城市的影响很小。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高收入城市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大，有能力支撑一套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发展，这为当地提供了重要的居民增收和城市建设资金来源，低收入城市则缺乏上述基础条件，因此难以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支撑共同富裕发展的效果。从全面促进消费的两个变量看，CON-R在三个模型中均高度显著为正，与基础模型的回归结果相似，表明无论在什么发展水平的城市，提高居民消费倾向都是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变量LnCON-L在模型2和模型3中均显著为正，表明在中低收入城市，居民消费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提高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可以对共同富裕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进一步结合交叉项MIS×LnCON-L在模型2和3中显著为正的回归结果看，在中低收入城市尤其是低收入城市，推进共同富裕发展要更多的从需求侧入手，通过刺激消费内需的增长带动经济循环发展和收入增加才能对共同富裕形成有效的促进作用。

　　表5 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分组回归结果

　　2. 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的发展路径对比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我们在资源配置中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公平”让路于“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成就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随着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发展路线也必须有所调整，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更好地分好蛋糕，积极推进共同富裕发展。那么，从经济发展的供需两侧看，传统的经济增长路径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路径有何区别？为了更好的厘清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基于本文所使用的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对新旧两种发展路径进行了对比。具体而言，使用各城市不变价人均GDP对数表示经济增长，替代共同富裕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模型1为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共同富裕即表4中第三列的回归结果。

　　从两列回归结果的对比看，主要有三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出现了明显变化：（1）变量CON-R由显著为正变为显著负，这意味着从单纯的推动经济增长角度看，提升居民消费倾向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更快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张需要积累更多的资源进行投资，而消费倾向的提高不利于要素积累。（2）变量FIN由不显著变为高度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增加地方财政财力有助于从总体上推动经济更快增长，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出于“晋升锦标赛”的需要，更倾向于将财政资金用于发展地方经济，而中央财政及其转移支付体系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多的考虑地区均衡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3）变量FAL由显著为负变为高度显著为正，这意味着金融资本的增加可以更快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金融发展带来的资金集中可以更快提高投资率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多动力。综合上述三点可以看到，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目标导向下，政策将更倾向于压低居民消费率、放松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调控、放松对金融规模扩张的管控，但可想而知这必然会导致民生改进慢于经济增长、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扩大、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三大后果，这明显不利于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转型、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显现。而对比模型2可知共同富裕回归结果与之存在的明显差异，更加表明了践行共同富裕路线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含义和时代历史价值。

　　表6 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的对比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收入水平共同提高、公共服务共同发展、生态环境共同改善、文体事业共同繁荣四个角度选取9个三级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城市维度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测度，而后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供给和需求两端分别选取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全面促进消费两个关键维度，利用我国207个城市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倾向等因素对推进共同富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进行了对比回归分析，还对比了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的路径差异。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可以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发展，全面促进消费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提升居民消费倾向维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全面促进消费能够形成较好的交互影响并进一步对共同富裕发展产生间接影响。（2）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信息化建设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有利于共同富裕，引进外资和金融业规模的扩张则在总体上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3）从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对比回归看，构建现代产业系统对推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中高收入城市，低收入城市共同富裕的发展则更多的依赖于全面促进消费提升。（4）从推进共同富裕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对比回归看，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而忽略共同富裕会导致压低消费率、地区差距扩大、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等后果，从长期来看不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基于上述主要结论，对推进我国共同富裕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发展。实证结果表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发展，但分类回归分析进一步显示这种积极效应只存在于中高收入城市。为此，要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发展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政府要加大对这些城市的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等行业的资金投入力度，针对相关高端创新型企业制定适当的奖励补贴政策；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切实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和盈利能力。（2）多措并举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实证结果表明，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有助于推进共同富裕，尤其对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低收入城市而言，扩大消费尤为重要。为此，要进一步加大针对欠发达地区居民消费的鼓励和补贴政策，切实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还要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尤其是提高对欠发达地区民生保障的投入力度，打消居民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3）积极推进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研究结果显示，无论从总体看还是不同发展水平城市对比看，以交通设施为代表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软件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共同富裕发展的积极推动力，为此各地方政府应积极加大在相关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运用PPP等模式吸引社会资金进入相关领域投资；中央政府还应针对财力不足的低收入地区加大软硬件建设的专项补贴，将专项债资金更好的投入相关领域建设。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推动城镇化率稳步提高。（4）引导外来资本和金融资本合理布局。实证结果显示，引进外资和金融规模的扩大并不利于共同富裕发展且主要原因在于对中低收入城市发展的支持作用不足，为此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要从中央层面出台政策加强立法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还要积极提升中低收入地区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效率与能力。（5）进一步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夯实共同富裕发展基础。实证结果表明，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和以推进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不同导向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也将产生明显差异，为此要进一步增强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定力，坚持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未来15至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同时也要处理好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本文原载于《经济体制改革》2022年第3期，《新华文摘》2022年第19期全文转载）

　　受限于文章篇幅，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未展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